以〈项羽本纪〉为例说明〈史记〉塑造任务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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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通过各种手段,调动一切有效因素,怀着歌颂、同情和批判的复杂心情,不虚美,不隐恶,完成了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塑造。

  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篇末透露了这样一句话:“(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应该说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选择材料方面的一项总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功地刻画人物的一个基本方法。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其性格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即能反映历史的风云变幻,又能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这三件事,反映了项羽创造辉煌、抉择失误、走向末路的人生三部曲,展示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脉络,也写出了悲剧英雄项羽叱咤风云、英勇善战、胸无城府、不善权谋、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等主要性格特征。

  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是大非面前,紧张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尖锐的矛盾中写人,亦是司马迁写活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

  (“鸿门宴”一节,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且看宴前:

  行略定秦地,至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与项羽曰:“……”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

  一写项羽大军入秦,函谷关闭,这位曾击破秦军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自怒火填膺;次写曹无伤反间之言,说沛公欲王关中,如火上加油;三写范增劝说之辞,谓刘邦“志不在小”,更是火油交煎之际煸了一股阴风;风、火、油层层作势,紧张的空气仿佛一触即燃。旦日灭刘,如箭在弦上。显示了他盲目自负的性格。

  项伯夜访、沛公约婚一节,风、火、油顿时化作一天凉雨,刘邦鸿门谢罪一席话更是令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范增数目示意于前,项庄舞剑助饮于后,平地又起波澜,对此,项羽是什么态度?项王却默然不应,显示出其胸襟坦荡以及作为政治家的胸无城府、缺少谋略。虽然项伯拔剑翼蔽沛公,但危机依然四伏。在这紧急的关头,樊哙闯帐,将鸿门宴上紧张的氛围推向最高潮。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刃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

  项羽之为人,暴戾残忍。当年巨鹿之战时,诸侯将见了他,“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现在樊哙对他竟“瞋目而视”,情势至此,我想,流血五步,已事在眉睫。谁想到这位“喑恶叱咤”的项羽,竟然被樊哙粗犷忠勇的气质所吸引,呼为“壮士”,赐之卮酒,赐之彘肩;听其慷慨陈碎,被他数落得——“未有以应”。理屈乃至辞穷,但绝不为自己编造任何谎言,显示了他什么性格?显示了他个性中的豪爽直率。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司马迁写人物,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注意用生动,典型化的细节刻划人物,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项羽本记》中关于项羽瞋目镇敌的细节描写,最能表现这位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威势和气概。据司马迁说,项羽是重瞳子,就是一眼双眸,显然“炯炯有神”一词已不足以形容这双重瞳之目射出的威严之光。司马迁紧紧抓住项羽这一容貌特征进行细节描写:

  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

  项羽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何等威严的目光,竟使惯于骑射的高手目畏手软,又使久经沙场的骑将人马俱惊!相信凡读过《项羽本纪》的人,对项羽瞋目镇敌的情景是无法忘怀的。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这些细节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作者精心选择、提炼而得。这些人物的只言片语,一颦一笑,较之千军万马的会战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对此,汉代王充已有所论及,他说:

  “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 “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与太史公《表》《纪》相类似也。”(王充《论衡·超奇篇》)

  所谓《表》《纪》“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就是看到了《史记》长于细节描写的特点。

  《史记》在人物描写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作者以声口毕肖的人物语言来刻划人物性格。

  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

  (对此,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

  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

  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兴分我一杯羹。”

  才一出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其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

  这正指出了《史记》以人物的不同语言来突出各自不同的性格,以描写人物形象来叙述历史事件的特色,点明了他写人的入神之处。

  为了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史记》还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揭示了他们所形形色色的内心世界。

  《项羽本记》写项羽进咸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显示了其贪图荣归故里,不知深谋远虑,还刚愎自用。正因为如此,他以后每况日下,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这样评论:

  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迹。其即灭咸阳,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思东归。殊欲按甲休兵,宛然图伯筹画耳。岂知高祖规模宏远,天下不归于一不止哉。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曾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项羽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祥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人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一心理活动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

  千古以下的读者对此感叹之余不免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羽的不肯东渡乌江自刎简直是大丈夫能伸不能屈。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司马迁安排“乌江亭长舣船待”不是真的让项羽“柳岸花明又一村”,否则不会对乌江亭长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作交待,如此安排不过是令项羽仿佛不是被追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选择,从而为英雄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心理描写,司马迁活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突出了他的性格,揭示了他一度横行天下而最终别姬自刎的内在原因。

  司马迁所著《史记》,韩愈称之为“雄深雅健”,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史记》的风格特点。而文中司马迁多处引由歌谣、俚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用于刻划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使读者恍睹其容,恍闻其曲,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遂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使戚夫人“嘘唏流涕”;现在,他又用《垓下歌》作为项羽英雄末路垓下之围的序曲,将楚歌原本具有悲凉慷慨之韵,揉以项羽叱咤风云、而最终以悲剧作结的一生,抒写了英雄末路之悲与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的一面,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同时,这首《垓下歌》也传达了项羽的千载不平之愤,正如《史记评林》引清人吴贤齐语:

  “互见法”是《史记》选取,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即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

  首先司马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行文重复。《史记》的编写方法是:“以人系事”,有时一事涉及数人,如果在每个人物的传记中都详细写此事,势必会造成叙事重复。采用“互见法”将该事系于一个主要人物,而在有关人物的传记里,或略写,或不写,或以“语在某某事件中”作交代,就避免了内容重出。再者,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有一些材料,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关系不大,或者没有作用,或者产生消极作用,就把这些材料放在其他人物的传记里去叙述。这样既不损害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又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

  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基本上如实记载了项羽一生的攻过是非,作者的态度和评价也基本上是客观的,既写了他“气吞山河、功盖天下”的一面,也写下了“凶狠残暴”的一面。但对于项羽的弱点,司马迁还是本着本传略,他传详的原则,用互见法补足人物的全貌。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王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冢,私收其财物,罪四。有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侯善地,而徙逐故主,今臣下争判之,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高祖本纪》)

  以上关于项羽十大罪状,《项羽本记》也多有涉略,但借刘邦之口集中道出,确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

  《淮阴侯列传》记韩信拜将后,回答刘邦策问,便说项羽:不能任属贤将、都彭城、以亲爱王,失天下心、逐义帝、所过无所不残灭,集中道出了项羽吝惜封爵,任人唯亲、滥杀百姓等弱点。

  一处是写项羽陈平去攻打反叛项羽的殷王司马印,虽然攻下了,但后来刘邦又攻占了殷地,项羽发怒,要诛杀前次平定殷地的官吏,陈平怕诛,逃离归附了刘邦。项羽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之。

  二处写周勃等人说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问陈平,陈平解释离楚归汉,是由于“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任受,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

  三处写刘邦被围困在荥阳,向陈平问计,陈平说:“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四处写陈平施反间计,离间项羽和钟离昧、范增的关系,“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项王果大疑亚父”。

  刘邦派随和说服黥布归汉,说项羽“背盟约”杀义帝,“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最终必然失败;

  《萧相国世家》中鄂千秋的一句话,也可以看作表现项羽的互见材料,一语道破了刘项成败的总关键:

  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萧相国世家》)

  美国地理学家辛浦尔指出,古代的游牧民族,尽管剽悍迅猛,势如破竹,却不得不在长期持久的斗争中,输给立足于耕战的农业大国(见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国力的根本是生产,而项羽是贵族军人,如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那样鄙夷生计,如同日本的西乡隆盛那样鄙夷百姓兵。他所带领的是一群飞扬跋扈,好战敢死的江东子弟兵(吴兵的剽悍,早在《左传》里已有记载)在他们那个集团里没有人会抓生产,也没有人想抓生产。细心的同学在《本纪》中会多次发现“兵罢食绝”“兵少食尽”的字样。这个道理司马迁未必不懂,鄂子秋的话不是他亲笔记下的吗?但是《本纪》里照这样写,就成了史论,打天下也就不那么罗曼帝克了,所以司马迁把这个道理留到《萧相国世家》里去写。

  《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举,对他的许多弱点没有展示,在《项羽本纪》中,则可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项王患之。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复笔,是指反复使用某个字,某个词或某句话来增强文章表现力的一种艺术手法。清代《史记》评论家牛运震所云“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说的就是《史记》中的复笔手法。在《史记》中,这种手法的运用极其频繁,但在《项羽本纪》中的应用则最为巧妙,最富意蕴。

  在《项羽本纪》这一篇中,司马迁通过复笔手法,揭示出项羽首先是一个因暴而起,用以暴抗暴的手段来推翻强秦政权的英雄,且看:

  于是籍(项羽)遂拔剑斩守(会稽守)头。……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

  (巨鹿之战)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

  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汗水上,大破之。

  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

  (纪信为汉王刘邦诳楚为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楚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以上不厌其烦的复笔引述,“破……大破……再破……大破”,“破”字的复笔,不仅将项羽那摧枯拉朽,叱咤风云的英雄气魄极其生动地展现出来,而且也写尽了项羽早期征战中攻城破垒,所向披靡的破秦强势,

  而“斩”字的复笔“斩稽守……斩李由……斩宋义……斩汉一将……”则比“破”字更进一步含蓄形象地指出项羽是一个暴力英雄,是凭借着暴力崛起于乱世,独步于群雄的。

  当“斩”发展到“杀”,“杀数十百人……杀苏角……杀汉卒十万余人……杀纪信……杀枞公……”,这“杀”字的复笔手法的运用,不仅在反复频率上较“破”字“斩”字的要高,而且在字的表义程度上较前两者也要深刻得多,这一“杀”字的反复,是为须眉毕现地展示项羽因暴而起,以暴抗暴的暴力英雄本质,更是为在反复笔法中伏下一个意蕴深长的话外音。须知,秦政权的灭亡,并非它日薄西山,自己走下坡路而致,而是蛇吞鲸饮,消化不良,才被人拦腰斩断的,所以抗击暴秦的领导者必须是比强秦更威猛,更强悍的暴力英雄,“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应时而生,司马迁运用复笔手法肯定了项羽以暴抗暴,攻倒强秦这一推动历史进程的伟大功绩。应该承认,没有项羽这一强劲的“破”秦之力就没有泱泱大汉的“立”国之根。但是意义相近的“破”、“斩”、“杀”三个字中,最具有杀戮性质、嗜血色彩的“杀”字却复笔次数最多,这不能不让人猛然领悟到,司马迁在肯定项羽以暴抗暴,推翻强秦政权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的进程决非暴力的持续延伸,所以,当项羽的抗暴行为发展到坑降卒烹说客的残暴程度时,项羽以暴抗暴的统冶时代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司马迁依然通过“烹”“坑”几个充满血腥气息的词眼的复笔来揭示项羽失败命运的必然性。

  但是没有尺寸之地的项羽毕竟曾经号令天下,自称霸王,这是无法抹杀和否认的。司马迁灵活的复笔手法,则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依然能够尽览昔日霸王的风采:

  在这一组使用复笔手法的句子中,“皆”字从正面,远视的角度,描述了项羽那令人慑服的霸王之气;

  “不敢”一词则通过楼烦这一具体之人,近距离真切地感受项羽让人不可迫视的凛然的霸王气质;

  “无不”一词为双重否定词,它的反复使用极其强烈地渲染反衬了项羽那不可一世的霸王之气;

  然而盛极必衰,更何况在霸王那叱咤风云的威风背后,人们对于霸王的态度更多的是畏惧而非敬服,在一次一次的“莫敢”背后,人们不会忘记作为一个以暴抗暴的乱世英雄,项羽的霸王业绩正是凭藉着残暴杀戮,血腥施虐而建立起来的,而且项羽在获得他的霸王业绩时,太年轻了,只有二十六、七岁,在他那争强好斗的少年心性中,他不仅不能清醒地意识到那显赫耀人的声威背后所潜伏的深重危机,反而还滋生出对武力、对个人攻伐的极度迷信和崇尚,以至于当他死到临头时,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慨叹:

  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淡忘了项羽的残暴与嗜血,却对他的悲剧性命运叹惋不已,这叹惋的根由不能不说和司马迁那高妙的复笔手法的运用相关合。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概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生死的最后关头,项羽所放心不下却是他的名姝骏马,他不畏惧死,却不甘心作为一世霸王的他无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宝马,所以他才悲歌慷慨,英雄泣泪,“奈何”一词的复笔运用不仅将项羽的悲慨之情写得一唱三叹,而且还使得项羽的英雄性格变得丰富而耐人寻味,更令人寻味的是,此篇中,项羽的死敌刘邦也常常“奈何”不已:

  历史是否真的如司马迁的笔致那般演绎,人们已无从推断,但是司马迁运用复笔手法,反复以“为之奈何”四个字来刻画刘邦,却决非虚晃一笔,它们与项羽垓下的“奈何”式反复追问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刘邦的反复询问固然显得软弱委琐而功利,但决不失为一个从善如流的政治家风度;项羽的声声追问,虽然充满英雄末路的悲慨之气,但未免愚昧而不关时势,而且历史事实证明,刘邦之所以能够赢得天下,正在于他善用人事,从善如流,能就有关时局和存亡的军国大事多问几次谋臣们“奈何”,项羽之所以身败国亡,正由于他只会逞个人意气,不善用人事,不仅谋臣们“莫敢”多言,而且死到临头才问“奈何”,不亦迟乎?况其所问“奈何”纯属无关时局的个人恩怨,刘邦分析得很对,“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食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然而,不问“奈何”的项羽,生死关头却因放不下心爱的女人和心爱的骏马而追问“奈何”,善问奈何的刘邦,在个人的生死关头,不仅多次将自己的儿女推到马车之下,乱军之中,甚至在父亲要被别人烹煮时,还恬不知耻地说:“幸分我一杯羹”,不急不躁,更不询问“为之奈何”,又可说是一绝妙的对比,由于有意味的复笔形式的运用,刘项之间的这一对比显得隽永而富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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